2008年，對中國而言是個不同尋常的年份，經歷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中國正面臨著人民幣加速升值、流動性過剩、物價指數持續走高、美國次級債危機和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等國內國際問題，而企業也面臨著成本上升、信貸收緊、出口艱難等問題。華民教授從全球經濟的角度審視中國發展，探討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歷史機遇和嚴峻挑戰，解讀當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對中國企業的影響。記者就宏觀經濟的若干話題請教了華民教授。3月24日下午2時，華民教授應邀在蘇州會議中心舉辦《中國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演講。
    “經濟過熱”、“宏觀調控”這些詞彙頻頻見諸政府檔，也是不少專家學者和媒體口中的 “熱詞”，對此，華民提出——
    判斷中國經濟增長是否“過熱”，一定要放在國際經濟的背景下去考察，一定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考慮資源可得性
    我們做世界經濟研究的判斷中國經濟增長是否“過熱”，一定是放在國際經濟的背景下去考察的，一定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考慮資源可得性。
    比如說，一個家庭有十個孩子，如果只有三把鋤頭，只有三個人可以幹活，那就會產生大家爭奪工具的現象，這種情況下你可以說是“過熱”了，但如果還可以從鄰居那裡借來七把鋤頭，那就很難說是“過熱”了，因為生產在一個更高的水準上達到了均衡。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也是如此，從國內經濟、封閉經濟的角度來講可能是“過熱”了，可一旦放到全球經濟、開放經濟的視角下，判斷也許就不同了，在還有許多失業人口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還是有空間的，缺能源或缺資源都是可以從國際市場上進口的。
    理論界大部分要求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把經濟增長速度壓下來的觀點，除了貨幣供應量、投資增長、物價指數等顯性指標外，主要還是從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環境遭到破壞的角度來說的，還有專家在擔心生產出來的東西能否賣得掉。現在中國市場融於全球市場，在國內市場賣不掉可以到國際市場上賣，至於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是不是賣價太低了，只要企業能拿得到利潤，政府沒必要去關心的。企業老闆是用自己的錢來經營，能不能賺錢、能賺多少錢，他會心中沒數嗎？虧本的買賣他會做嗎？
    因此，現在關鍵要看國內還有沒有失業的勞動力，開放經濟條件下假如還有過剩的勞動力，那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是有的。所以說，當前中國經濟是否真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是否必須下大力氣來抑制這個增長速度，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命題。從學理上講，假如存在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那麼應當是採取那些旨在緊縮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好。但是，當我們面臨的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時，改善供給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相關的政策組合可能更為有效。
    由於今天的中國還存在為數不少的失業，所以很難說中國今天的實際產出已經超過了潛在的產出，特別是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國策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諸多瓶頸是可以通過進出口貿易來加以平衡的。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國仍然有理由維持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只要政策得當，完全有可能實現無嚴重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總之，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勞動生產率可持續增長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的。
    人民幣對美元持續升值，進口的東西似乎應該更便宜了，那為什麼人們只是感覺到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一面呢？對此，在華民看來——
    人民幣對外升值，結果必然導致對內進一步貶值，也就是更加擴大了通貨膨脹
    現在大部分消費品國內都有生產，去國外能買什麼呢？無非也就是石油、飛機、鐵礦石這些能源或者原材料之類，這些東西的需求都要投資來拉動的，而現在要調控宏觀經濟，要控制投資增長，要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於是這些能源、原材料也就不需要，升值帶來的好處我們絲毫也體會不到了。事實上，升值不但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沒有好處，對整個中國經濟也沒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這些事實：第一，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結構性的，其中食品價格上漲在整個物價上漲中占了很大的權重。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還帶有非常明顯的成本推動的性質，比如新的勞動法規的推出、工資的上漲、以及地價和石油等礦產資源價格的上漲等，都導致了全社會物價指數的上漲壓力。第三，當由於貿易順差和境外投機資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動性過剩不能被金融市場所吸收時，也給已經趨於上揚的物價帶來了更大的上漲壓力。很顯然，由以上這些原因所推動的物價上漲或通貨膨脹並非源於社會總需求的膨脹，而是根源於結構失衡與成本推動，這裡所說的結構失衡，既包括內部經濟的結構失衡，也包括中國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結構失衡。
    所以，人民幣對外升值，結果必然導致對內進一步貶值，也就是更加擴大了通貨膨脹。而抑制通貨膨脹恰恰又是現階段宏觀調控的目標之一，之所以出現這個矛盾的結果，就是由於沒有在全球化背景下觀察中國經濟。人民幣升值，造成升值預期，同時人民幣又加息，國外的“熱錢”（投機資金）必然就會湧過來了，“熱錢”看漲人民幣，當然就會購買人民幣資產啊，看漲樓價，就會買房子，看漲股市，就會買股票。所以，人民幣升值的結果，在經濟開放的條件下當然會吸引國外的投機資本進來，美元兌換成人民幣，人民幣供應量就增加了，而商品總量沒變，那商品的價格自然就上升了。於是，我們不情願地看到一個迴圈：進來的外資越多，儲備越多，人民幣升值得就越快；人民幣升值得越快，進來的資本就越多，進來的資本越多，貨幣供應量就越大，貨幣供應量越大，通貨膨脹就越厲害。這裡面其實一點也不矛盾。
    因此，從理論上來講，現在升值對政府沒什麼好處，儲備貶值，出口受影響，還進一步擴大了通貨膨脹，尤其是現在升值正好趕上了宏觀調控，儘管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情況看似不錯，但事實上進來的許多是“熱錢”，是奔著炒作人民幣來的，這很危險。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國內一種普遍性的觀點是認為中國發展不能再走彎路，因此在勞動、環保等法規的設置上不妨超前一些，走走直路。對此，華民看法不同——
    不走彎路走直路，直路就要修路，直路的成本比彎路高得多
    我想請問，什麼叫彎路？你不走彎路，那直路在哪裡？有的人每天都夢想做些不付一分錢成本的事——環境要不污染，又不能被外資剝削，出口要怎麼樣怎麼樣，天下的好處都要你來得，可能嗎？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每一條路都是有成本的，決策部門要做的就是去算一算哪條路的成本更高，世界上沒有一步登天的“直路”。比如，讓一個七歲的小孩不上小學，不做練習題，不按部就班讀初高中，直接上大學，可能嗎？而中國經濟不也正像一個孩子，必須一步步來啊。
    現在大家都在講環境的承受能力，擔心每年中國有那麼多勞動力就業，環境能否承受。實際上環境本身是一個彈性的事物，稍微把企業運營的環境要求提高一點，環境可以承受的經濟容量就會增加許多，反過來，稍微放縱一下企業的排汙行為，那結果肯定是只要一搞工業化環境就完蛋了。所以，處理這個環境問題關鍵在於政府能否找到一個最佳均衡點——既要能承擔得起減少排汙的技術成本，同時又要讓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還不能讓環境污染超過限度。而且，這個均衡點決不意味著那些超前的政策法規，中國必須考慮到自身現在仍然只是一個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如果把在發達國家適用的政策、法規直接搬到了中國來，那肯定是把帽子戴錯了。
    不走彎路走直路，直路就要修路啊，直路的成本肯定比彎路高。更重要的是，中國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機會以後還會有嗎？你走直路，彎路就由別人去走了，那些產業、外資人家越南、印度就接過去了。
    關於新勞動法，我不是專門研究法律方面的，所以沒有更多的看法，但至少現在實行新勞動法不是太適合，這是適應發達國家的法律。新勞動法不是增加了企業成本，就是增加了失業，不是返回了計劃經濟，就是政府在替代企業經營人力資源。政府就不要直接參與工資的決定，而是應當通過發展職業和技術教育來提高國民的勞動生產率，以保證有效率支持的工資增長；而是應該組成能夠真正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與企業進行集體談判，工會與其代表的勞動者會在增加工資還是增加事業的抉擇中做出理性的選擇。
    蘇州，溫州，現在看來兩個相距並不算遙遠的城市，在改革開放後分別走上了一條在後來被人們用“模式”來命名的經濟發展道路。關於這兩條道路的發展，華民認為——
    溫州模式和蘇州模式，兩者本身並無優劣的區別，只是產生的初始條件不一樣
    我一直堅持認為，溫州模式和蘇州模式，兩者本身並無優劣的區別，只是產生的初始條件不一樣。冷戰時期，台海局勢緊張的時候，溫州沒有什麼國家投資，沒有什麼國有企業，改革開放後，溫州就靠著民營經濟發展起來的。而上海、蘇州這些地方，歷來就有國家投資，國有企業占強勢地位，民營企業被國有企業壓制著，民營經濟就必然發展不起來。所以，一旦改革開放了，要發展經濟就只有引進外資一條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啊。蘇州模式的初始條件就是這樣的，農村是大集體，城市是國有經濟，當時蘇州是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並存，沒有民營經濟成長的空間，也惟有引進外資一條路。
    現在來看，民營經濟當時也只可能在溫州有生長的土壤，換到了蘇州肯定不行，用中國一句古話來說就是：“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初始條件決定了蘇州只能搞開放型經濟，溫州只能搞民營經濟，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下肯定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要發展，最後總是要走到民營經濟這條道路上來，當地老百姓要增加收入，最終還是要靠民營經濟——話說回來，讓當地的百姓成為企業家，成為老闆，這有什麼不好呢？儘管蘇州模式與溫州模式發展的道路不同，但蘇州的決策部門自然會進行修正，殊途最後還是要同歸的。
    另外，與溫州的“小政府”不同，上海、蘇州都是“強政府”，政府財政收入很高，但儘管政府手中有錢，介入的經濟領域也不應該太寬，政府應該根據效率的高低來決定做什麼事、不做什麼事，做不了的事情就必須還給市場。
    【華民簡歷】
    1950年11月生，浙江慈溪人，1982年2月獲復旦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93年7月獲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學位，現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世界經濟與國際經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1996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社會工作與兼職有：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諮詢專家，上海市國際友人協會副會長，中共上海市黨校兼職教授，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上海市企業家資質評審委員會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