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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無悔”
雪山草地，高原異景，西藏已被符號化為一個充滿神秘與野性美的世外桃源，生存的艱辛似乎被時髦的旅遊意義蓋過。然而對於長期駐紮的援藏幹部來說，即將面臨的困難並不容太多樂觀想法。選擇援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願是前提，組織安排是關鍵”在被問到怎麼做出決定時，趙福禧笑著如是說。正是這樣的“自願”讓趙福禧在 2004 年 6 月甫進藏區便一頭紮進了藏族村寨調研。從薩迦古城到喜馬拉雅山麓，從年楚河畔到帕裏邊防，這些彙集了世界上最雄奇的高原風景的地方，他卻無心欣賞。短短一個月內，他走遍了上海對口支援的五個縣。
趙福禧其實也和其他人一樣經歷著初次進藏所要面臨的第一道坎兒：高原反應。眩暈、胸悶、噁心、嘔吐，不僅如此，高原的氣候條件可能使在平原地區的小恙變得有生命之虞。早在 2004 年 4 月第一次進藏考察的時候，趙福禧就因高原反應引發了感冒與高血壓。高原地區的感冒非同小可，動輒危及生命。那場病讓他不得不在醫院躺了 4 天，一直靠打點滴完成對第三批援藏幹部的考核任務，整整掉了 6 斤肉。回來時連到機場接機的同事都快認不出來，而原本就揪著一顆心的家人更是多了一份擔心。
於是這次出發之前，鍛煉身體服用藥物也成了眾多準備事宜中不可缺少的一項。
然而，無論事前考慮得多周全，準備多充分，實地經歷的艱難還是超過了他預先的想法。比起氣候與地理環境的不適應，對新環境的“水土不服”也許是更大的挑戰。
據說， 20% 的援藏人員身體反應一直較大，身體的不適也影響了工作情緒。新的工作崗位帶來了相當大的角色差異。在上海，由於行政級別高，地委、行署的概念也許還不明晰，對一個科長來說，領導的角色可能還體現得不太突出。然而到了西藏，一個本來正科級的幹部扮演著縣長的角色；副處級的幹部相當於縣委書記。不少人對工作崗位不熟悉，局面很難被迅速打開，角色差異帶來的工作壓力頗為沉重。
還有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的不適應；還有想家，想到七尺男兒也忍不住掉眼淚；還有家中出事無法照顧…在海拔 4000 米 以上的地方，親情倫理成了無法承受之重。趙福禧將自己歸入 20% 的身體一直不適的人中，然而作為總領隊，開導年輕幹部、安撫眾人的情緒是他必不可少的工作。
生活清苦寂寞，於是趙福禧的住處成了“援藏幹部活動室”，幾乎每晚都濟濟一堂。既有研究工作，又有棋牌活動。週末大家時常聚餐，調節單調的飲食。以援藏幹部個人名字命名“名菜”——“維春”、“方浩魚”就是在這裏誕生的。
“很感人，很感人。”趙福禧講述這其中的一個個故事時總忍不住這樣形容。不過當被問及自己遇到的阻力和困難時，他簡單地說，“我還好。”
也許繼續追問是不明智的，儘管我們確信初次進藏就掉了六斤肉的他，身後背負的擔心不會少於任何一個隊員，但我們更願意將這看成一種承諾，一種經過家庭與事業的拉鋸，經過反復權衡與思想鬥爭後舉重若輕的承諾。
“辦公桌上的灰塵就是這些幹部工作成果的最好體現”
西藏的廣袤土地孕育出一方不同尋常的水土人文。談到朝夕相處的藏區人民時，趙福禧用了四個詞：純樸，豁達，包容，智慧。
初到西藏那天，車隊剛進入日喀則市，鼓號齊鳴，鑼鼓喧天，市民們在沿途街道上載歌載舞，夾道歡迎。藏族同胞用鮮花、哈達、青稞酒以及傳統的“措索切瑪”禮儀熱烈歡迎他們的到來，獻哈達可以獻到讓人“連頭都看不到”的地步。而從一個地方離開的時候，不少藏族幹部跟在車後追。就算高原反應水土不服環境惡劣，有這樣的支援和情誼，工作起來也是心情愉快的。
“西藏同志對上海援藏幹部的認識，實際上是一個過程，從第一批開始樹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形象。他們曾認為上海的幹部不能吃苦，嬌氣，但去了以後他們感覺到上海的幹部踏實、認真，而且能吃苦，做實事。我們很驕傲的一點就是上海的各批幹部過去以後沒有後遺症。”
趙福禧更多地談到自己這一批幹部承襲了前三批留下的好基礎，不過在其他資料上我們看到了他沒有提及的許多事：援藏幹部們曾在二個星期內沿著被戲稱為“顛髒路”的羊八井至日喀則的公路三上拉薩，完成多個上海赴藏代表團以及各種捐贈設備的接送任務；幹部們個人集資 10500 元購買了 32 台飲水機和 1600 桶水票分發到縣直各部門，解決了機關幹部職工飲水難的問題；半年來技術幹部以車廂為家、以工地為辦公室，走遍了日喀則地區 18 個縣市中的 12 個縣市，近百個施工現場。當地群眾說，“辦公桌上的灰塵就是這些幹部工作成果的最好體現！”
在趙福禧帶領的這批援藏幹部的努力下，今年上海準備投資 2.7 至 2.8 個億的項目，這是所有的省市中最多的。這些項目涉及到很多方面，主要是幫助當地經濟發展、扶貧幫困的設施或服務。也是和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體現兩個傾斜：向農牧民傾斜、向農牧區傾斜。
EMBA: 不斷延續的藏滬情結
對趙福禧來說，水土不服可以戰勝，思鄉戀家情結也能夠克服，可還是有他割捨不下的東西：復旦 EMBA 的學業。
他是 03 秋季班的班長，可是一去五年的援藏計畫打亂了學習的步驟，他辭掉了班長之職，並在眼下趁年末回滬休假的時機惡補功課。
“我是一個好學生。”這是趙福禧笑著強調的一句話。這種自信是靠曾經不落下一堂課的記錄得來的。
難以割捨的 EMBA 情節也源自於在實際工作中深切體會到的進步與收益。 李若山 教授的會計學曾讓他在去年三月份終於下定決心改革會計人事制度， IBM 大中華區總裁 周偉琨 先生在復旦大學萬事達卡管理大師論壇中對復旦 EMBA 學員們做的演講《領導的藝術》亦對他觸動很大。他深刻地感到企業管理和黨政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可以相互借鑒。
援藏工作中，趙福禧分管經濟工作，他直言很多經濟方面的決策都受益於 EMBA 的學習。譬如考慮問題的系統性、前瞻性和周密性，以及對風險的認識。
受益於人性化的管理，趙福禧援藏這幾年仍可以在假期抽空回來補課，完成論文及作業。與他一起援藏的同事中也有不少碩士、博士在讀生。學業與事業的兼顧固然辛苦，可是與時間賽跑也不失為對人生的另一種開拓。
趙福禧有一個更大的計畫，他想要把 EMBA 辦到西藏去。西藏缺人才，這是個嚴峻的現實。援藏的過程讓他深刻感受當地高級管理人才的奇缺。。金融財會審計人才缺口巨大，當地黨校的學員要上金融課都找不到老師。對於只在中國幾座大城市落地生根的 EMBA 教育來說，西藏似乎是一個過於遙遠的目的地。不過在他的考慮中，這個班的形式是其次，辦不辦成學位式也不重要，關鍵是將核心課程以遠端教育的方式進行傳授，或者讓出類拔萃的學員有機會到上海來進修。只要能為西藏培養一些本土高級管理人才也就達到了目的。
“西藏本科生並不少，也有學習的願望”，在趙福禧看來，這個班應當會受到當地人的歡迎，“最快的話，今年年底可以實施起來”。
“白頭壯心馴大海，春風浩氣走千山”這句詩用來形容趙福禧在西藏風塵僕僕的足跡再合適不過，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人生的真實寫照。在西藏與上海間往返，在事業與學業間奔波，多重角色的塑造中，一個更富魅力的人格愈加清晰。我們也有理由期待，他所鍾情的西藏將會在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批熱血志士的努力下彰示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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